新书坊 |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奢侈的幽灵

   奢侈的幽灵

   ·早期启蒙运动关于商业和奢侈的争论·

在18世纪，围绕奢侈究竟是什么以及是否对社会有益，产生了两场争论。第一场争论是围绕着共和派和基督徒对于奢侈的强烈批评进行的。这是一场古人派和今人派之间的争论。第二场争论是在今人派中间进行的。他们的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在于如何让这种增长有益于政治和道德。

奢侈的幽灵

伊斯特万·洪特

一个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那不勒斯人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51年写道，这是“奢侈"的幽灵。它“在我们之中游荡，我们却看不见它真实的身形，认识不到它的效力，也许，有德性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它"。它类似于“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加利亚尼抱怨“无人知道或无人敢说奢侈究竟指什么"。狄德罗也有相同的困惑。在《百科全书》对“奢侈"所做的定义中，他呼吁“那些对奢侈各执一词的人发起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必须要搞，即便各方不能就此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 圣朗贝尔候爵写的关于“奢侈"的词条于1762年问世，对18世纪前半期关于奢侈的争论做了回顾和总结，并且力图解决这些争端。在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之前，有八位重要的英国和法国思想家投入这些争论；他们的争论为圣朗贝尔回答奢侈究竟指什么提供了素材。本章的目的，就是对这八位思想家予以逐个介绍。

正如圣朗贝尔所揭示的，奢侈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现代社会核心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奢侈" 的标准定义是过度的个人消费，但圣朗贝尔采用的是贝隆·德·福尔勃奈的定义。福尔勃奈是《商业》和《农业》等词条的作者，他最早对“奢侈"下了定义：“（奢侈）就是人们充分利用其财富和产业以确保自己快乐的生活。这一定义将“奢侈"转变为“自爱"的一部分， 人类本能的直接产物， 就像我们今天最熟悉不过的、亚当 ·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这种愿望通常是心平气和的，在我们从娘胎里出来就有，而且一直到坟墓，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这一“奢侈"定义的哲学特点是对自爱予以积极的评价，从而与基督徒和共和派的道德刻板风格迥然不同。圣朗贝尔毫不留情地攻击17 世纪的詹森派分子和自由思想者， 如尼科尔、帕斯卡尔和拉罗什富科，指责他们使得“自爱成为一条永远邪恶的原则"， 而且“因为自爱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在我们中间就找不到任何美德了"。与他们不同，圣朗贝尔站在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一边；但他并非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位认为“人的自爱之心毫无价值"的理论家，而是一位富有创新思想的哲学家，认为“仁慈、爱护秩序、甚至最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都是我们自爱的结果"。

《堕落的罗马人》Thomas Couture

圣朗贝尔参与了两场完全不同的关于奢侈的争论。第一场争论是围绕着共和派和基督徒对于奢侈的强烈批评进行的。这是一场古人派和今人派之间的争论，是长久以来存在于古希腊、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基督教中的争论的回响。在批评者看来，奢侈是极度不平等的产物，是乡村为城市所做的牺牲，是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对勇气、荣誉感和爱国精神的报复。在辩护者看来，奢侈是人口增殖和更高生活标准的引擎，它加快了货币的流通，使人们富而好礼，促进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并且，奢侈还有最后的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好处：它增强了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幸福。圣朗贝尔竭力想给这场两极化的争论作一了结，并站在了提倡奢侈的一方。他与激进的反奢侈改革者或古代军事体制国家的崇拜者格格不入。他写道，“对于一个人来说，服从轻佻的享乐主义者比服从残暴的武夫要更好，供养沉溺酒色的和聪明的流氓的奢侈生活也比供养英勇而无知的强盗的奢侈生活来得强。"圣朗贝尔宣称，历史记录是如此驳杂不清，它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他写道，奢侈不会塑造国民的品格，而会利用国民品格。"它的影响好坏取决于政府的好坏，取决于腐败和“公共精神"间的制衡。

第二场争论是在今人派中间进行的。他们的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在于如何让这种增长有益于政治和道德。这是一场在主张“不受管束的"奢侈论者和主张“有良好秩序的"奢侈论者之间的争论。圣朗贝尔站在批评“不受限制的"奢侈论的一边， 因为他坚持“爱国主义"的奢侈应接受公民精神的严格指导。他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立场相同，这正说明了他不是一个享乐论者。但是他仍希望有一种爱国的、民主的奢侈成为国家幸福的来源，并以此惠和激励每个人。推崇美德的国家不一定贫穷，富有的国家也未必随意挥霍。“如果人们在爱国主义的指引下享用财富，那么，他们所能找到的，就不是卑微的个人利益和虚假幼稚的快乐。"他写道，“那样，奢侈就不再与父亲、丈夫、朋友和人的义务相冲突。"圣朗贝尔强调，对于“建立在平等和利益共同体"之上的社会来说，奢侈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社会里，经济和国家组织都是共有的。只有当经济变得“私有"（即私有财产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起来，并与“公共精神"日益不协调时，奢侈才变成一个问题。圣朗贝尔相信，欧洲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一个积重难返的程度，欧洲国家不得不采取君主制，这应该算是各种不平等政体中最好的一种。圣朗贝尔的“良序"奢侈体制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中为日内瓦所设定的那种体制的一种君主制翻版。

圣朗贝尔认为，奢侈是不平等和私有财产的副产品，由此他指出，今人派关于奢侈的争论是17世纪关于财产的争论的延续。二者的差异在于所强调的东西不同。当时的一位评论者注意到，17世纪关于“万民法"的讨论就已经包含了关于奢侈后果的论争。然而，如果说财产争论聚焦于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上，那么奢侈争论则聚焦于充分发达的财产制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否具有可行性。关于奢侈的争论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第四个阶段中的财产问题的争论一一在这个阶段，人们不仅远离了渔猎采集和游牧阶段，而且超越了农业阶段。它关注的是那些失去了私有土地财产的人的命运。17世纪晚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些人的生计取决于社会对其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城市中的奢侈在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洛克和普芬道夫这样的财产理论家来说，城市中的奢侈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有关正义乃至政治审慎的问题。古人派对于奢侈的典型抱怨似乎日益过时；他们不懂经济对政治的制约作用，这方面的无知越来越明显。今人派寻求从政治上和道德上接纳奢侈，希望借此给社会稳定、人口增长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等问题提供积极的答案。圣朗贝尔的 “爱国奢侈论"就是尝试将古人的公共精神和现代经济增长加以协调，为解决上述两难困境提供一个出路。而“今人派"争论的另一方则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包容奢侈的全部后果的特殊现代政体形式。论双方都对欧洲的主流国家制度持高度批评态度，指出它不过是苟延残喘既不能实现古代的政治理想，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奢侈。

《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

人们通常认为 ， 《蜜蜂的寓言》 （1714） 的作者伯纳德 · 曼德维尔是18世纪奢侈争论的中心人物，并且他是奢侈的无条件的辩护者 。这两点看法都不准确。曼德维尔经常被误解，那是因为人们只是在古人派与今人派的争论这一语境下去观察他。然而，他的主要抨击对象既非共和派，又非禁欲的基督徒。他抨击的是所谓“俭朴的蜂巢"的理想，即一些人既想要经济增长，又想要良好的道德秩序，比如洛克，他就想有一种“诚实的勤勉"，抨击“罪恶的肉欲"。曼德维尔指出，这样一种立场无异于默认贫穷。要使人们接受奢侈，就需要一种对这种现象做出更加综合的理解：心理学的、道德的、经济学的和政治的。对圣朗贝尔来说，从政治角度看，奢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面对路易十四留下的那些灾难性遗产；但是，这里他与费奈隆大主教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太阳王的最强有力的公开批评者。费奈隆认为，要想让法国从绝对主义王权中恢复过来，废除奢侈是一个“必要条件"。圣朗贝尔接受了弗奈隆的反对绝对主义的政治观（特别是他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公共精神"的强调），但不接受他对奢侈的激进批评。圣朗贝尔赞扬路易十四那位品格高尚的财政总监科尔柏，赞赏他优先考虑城市、工业和奢侈的政策；但费奈隆则对这些政策极为反感。科尔柏，而不是曼德维尔，才是法国奢侈派的旗手。当然，曼德维尔的思想与新科尔柏主义者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接近的一一与新科尔柏主义者一样，曼德维尔对费奈隆的奢侈观也有着许多批评。

费奈隆和曼德维尔代表了18世纪早期奢侈观的两极，它们对各自基本观点都提出了最纯粹、最有力的表达。曼德维尔是第一位对所谓“诚实的"现代性方案提出批评的重要人物。但他并不是这场争论的挑起者；在这场争论中，费奈隆是因，曼德维尔是果，而非相反。费奈隆率先详细论述了如何才能消除欧洲的奢侈，又如何用某种从根本上不会腐败的经济取而代之；由此开启了18世纪的这场争论。“奢侈"不仅在国内政治理论，而且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都成为这个时代欧洲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文摘自《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出版）。本章作者，伊斯特万·洪特（Istvan Hont）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历史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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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由享誉学界的多位权威思想史家执笔，全面考察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本书是多卷本剑桥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这套丛书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书中内容记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启人心智的时代之一，各章节涵盖了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所有重大主题，还提供了大量进一步阅读的指南，并附有正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传略，比如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埃德蒙·柏克等。本书堪称权威之作，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对本科生以上各个层次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生和学者，都不无裨益。译文准确精彩，生动流畅，极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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